人是常常以个人评判为表现形式的并非完全法典化的统治阶级个体的法律意识。
由于伤残津贴不涉及生存问题，所以，在决定终止之前不要求必须举行口头的听证。Jack M. Beermann, Administrative Law, Aspen Law＆Business, 2000，pp. 119-123.[19]Goss v. Lopez, 419 U. S. 565 (1975).[20]参见前引[14]王名扬书，第409-410页。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19页。听取对方意见，英美法系的术语称为听证(hearing)。这些裁决应包括关于下列事项的说明：根据案卷中记载的所有实质性事实问题、法律问题、自由裁量权等问题所作的裁定和结论，以及其理由或者根据。最高法院认为，根据宪法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必须在决定终止福利津贴之前就进行正式听证，而不是在作出终止决定之后再进行听证。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都认为，根据戈德伯格诉凯利案判例，按照宪法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社会保障署在终止伤残津贴以前，必须给与当事人事先的正式听证机会。
任何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是对裁决主体资格的要求，意在排除偏见或者任何可能存在的偏见。[13]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是要求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的观念。枫桥经验由此展现了强大的历史顺应能力和现实吸纳能力，体现了历史造就和与时俱进的统一，最终整合构造成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
这种独特的制度型态注定要渗透到枫桥经验的各种具体组织和治理方式当中。如果我们进而考虑到枫桥法庭的调解所依托的整个大的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背景，我们就能发现：调解的过程不仅是使当事人下跪悔过、热泪盈眶的过程，也不仅是通过当地民众和村干部的配合了解情况、解决纠纷的过程，更是为了实现综合治理，构建群防群治的网络的过程，是借此指导村干部和其他调解人员，并达到各方面联动创建平安枫桥的一个必要环节。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与融合，看清其中的困境和出路，这样才有可能开辟属于中国特色法治化道路的美好未来。如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成，你仍可持该纠纷劝导手册向本庭起诉，本庭将依法予以快速立案受理。
[37]参见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第228-229页。这种变迁模式当然体现一种家长主义的管理方式，无形中把所有的人民群众都纳入到一种政府的运作体系当中，但是，它并不完全意味着国家对于社会的全面支配和控制。
社会力量占有75％左右的调解。1949年5月，诸暨县在农业合作化后，枫桥人民就建立了集体承包，专人负责，大家监督和治保会建立四类分子档案等监督改造制度，创立了依靠群众监督改造四类分子的良好工作基础。然后是社会力量调解组织，包括村民和居民委员会、企业组织等的调解，并以老年协会、妇联组织、团支部和其它组织作为调解的辅助力量。不过，虽然中央决定了一个不抓，大都不捉的方针，但既然这一运动的性质是对敌斗争，全国许多地方在具体推行的过程中，当然会保持着定指标、关一批、判一批、杀一批的做法。
在这个意义上，枫桥经验并没有出现中断的情况。苏力的本土资源包括乡村的习惯、传统、地方性知识等，但没有明确提出包括作为治理经验的中国共产党的本土资源。该法庭提出了四环调解工作指导法，即抓住诉前环节，进行普遍指导。2.指导与劝导第一，规范化的指导实践。
地方领导在力图使枫桥经验实现内在转化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与中央的精神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也必须采取某种灵活的实用主义态度。另一个是考察这些制度变革的动力和依赖。
这起特殊的案件最后以兄弟间矛盾平息，双方握手言和，和好如初为结局，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25]。但它们之间存在两个基本差异，一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差异，二是在治理覆盖层面上的差异。
在调委会调解期间，负责分片联系的法律指导员也及时进行跟踪指导，以了解纠纷的调处进程，并及时为调解干部提供法律咨询或调解建议。他们明确指出，枫桥经验依然适用，农村的治安问题依然复杂，依然要依靠群众，实行帮教。[40]参见诸暨市平安办2007年6月制定下发的《建设平安诸暨责任分解表》，其中责任细化，对各个政府部门和单位分别负责的各项事项都具体细化，并规定了详尽的扣分标准，其考评总分达到1000分。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指出政治宣传的重要性，他说，政治口号能在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其功劳远甚于一万个法政学校，它们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溜到了他们的嘴上在。相反，在这些治理技术中，有的直接受到国家的控制，成为国家专权的组成部分，有的则成为约制国家权力泛滥的保障，促进国家的理性化过程以及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的发育[32]。这些口号琅琅上口，简洁凝练，既承担着宣传和教化的功能，同时也展现了当地党政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进行治理时的工作经验和方法。
为了健全信访工作，枫桥镇普遍推行一日、一会、一卡、一表、一活动的工作制度。第三，通过《人民日报》和其他各种地方党报的宣传推广，使其产生重大影响。
这方面以枫桥法庭对调解经验的探索总结为典型。通过教育这位村民认识到了错误，结果按每支毛竹150元赔偿计算，含泪把1050元钱交到了村治调委。
如果以判决方式进行处理，这个大学生必定将受到刑事处分，他的前程都将毁在他的一时冲动中，而按照他的思想方式，对方就是造成自己失前程的仇人，这样结下的仇是传代的。三帮三延伸工作方法：思想上帮心、生活上帮扶、经济上帮富。
这时的枫桥经验已经发展成熟为一整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群防群治的体系。这些大会和相关的汇报式的纪念文集，具有强烈的公开性和仪式化的特征。《集体教育情况记载簿》。[7]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因此，只有以治理术的一般手法为基础，我们才能理解国家的持续存在与局限[38]。镇综治工作中心根据村（居、企）和协作站摸排上报情况，对前期所做工作和下月不稳定因素预测情况进行整理汇总，每月向有关部门通报。
枫桥经验的传统的确具有某种反职业化的特色，但也在不断的发展中注入了各种现代性和专业性的因素。枫桥经验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在于，一方面，使调解和整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组织网络更密切地勾连起来，另一方面，更明确地强调调解的教化功能和就地解决矛盾的目标。
这种治理技术同时内在和外在于国家，使得对什么在国家职能范围内、什么不在国家职能范围内，公的和私的等问题可以反复不断加以界定。因此，第三，在这样的方式方法下，调解中是否要遵循固定的规范，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考虑。
如先后制定出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处理意见》等四个指导性意见，印发给各调解组织，使民间纠纷调处在程序和实体上均有章可循。2.枫桥派出所的职业道德要求最简洁的阐释：人民公安为人民，社会治安众人管。《五种监改对象监督责任人落实情况表》等。我们是否可以据此建构起某种新型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将国家为主体、社会为背景的经验，创造性地转化为社会为主体、国家为背景的经验？（二）枫桥经验的推进机制：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
任何宣传要取得成功，都需要经过选择、剪裁和简化，其结果就有可能忽视了一些最重要的东西，甚至忽视了作为制度的法律本身。《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协议书》
5.村庄墙头宣传文化枫桥地区的各个村庄都建立了一批墙头文化，目的是使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上级的有关精神、村里的规章制度进农家户、入农民心。所谓的平安，和谐、稳定等社会目标，都离不开科学的发展，它们是动态的、活力的，是建立在科学管理和发挥群众创造性基础之上的。
枫桥经验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新型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的类型[33]。2003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通讯《让我们的社会安定和谐--浙江省诸暨市创新枫桥经验纪实》，并加编者按：2004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上发表通讯《平安是福和谐为乐--浙江省诸暨市创新枫桥经验纪实》，配发评论员文章《枫桥经验的启示》。
